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赋予学校必定惩戒权治理学生欺凌

赋予学校必定惩戒权治理学生欺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未成年人维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时建议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6月30日分组审议了未成年人维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为采用办法增强对学生欺凌问题的治理,修订草案二审稿完美了学生欺凌行动的处置程序,增添规定:对严重的欺凌行动,学校不得隐瞒,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干部门依法处置。

对此,与会人员以为,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学校对严重欺凌行动强制报告是一大亮点,对于治理学生欺凌问题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草案还有进一步完美的空间。

修订草案二审稿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该依据欺凌行动的性质和水平,依法增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动,学校不得隐瞒,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干部门依法处置。

王砚蒙委员说,“增强管教”是一个比拟隐约的说法,具体应该怎么管教?学校可以增强管教,但又对教师惩治学生作出了许多制止性规定,所以这里的“增强管教”没有作出内容和情势上的规定,是不是老师把学生叫到办公室批驳一顿就叫“增强管教”?实际操作中没有实施的尺度,难以运用,会导致问题的处置流于情势。因此,有必要对相干内容加以明确。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建议,将第三十七条第三款改为“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该依据欺凌行动的性质、水平和效果,增强教育、训诫、居家隔离反思等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动,学校不得隐瞒,并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配合相干部门对未成年人进行事件调查、处理,依情形采用社区服务改正、居家反思教育、强制转入专门学校等方法处置。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该配合管教和承担相应责任”。

杜玉波委员说,在现实的教育运动中,依然存在对教师惩戒行动的合理限度缺少明确规定等问题,使得体罚与惩戒之间的边界不清晰。法律没有赋予学校和教师必定的惩戒权,造成学校和教师对于校园欺凌事件往往无能为力。建议在现有规定基本上,进一步明确教育惩戒的原则性规矩,如应遵循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和教育性原则。相干部门可根据法律肯定的原则性规矩制订实施细则,对教育惩戒的主体、权限大小、实施范畴和方法作出严厉具体的限定,厘清教育惩戒的边界,给学校和教师管理学生的必要惩戒权,通过惩戒和关爱相联合的方法实现法律原意上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科学维护。

张伯军委员建议,在修订草案二审稿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完美安保设施、配备安保人员”后面,加上“健全可追溯信息体系”的内容,因为信息化可追溯体系一方面对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能实施有效的监视,另一方面,当事故产生后在处置时能留存证据,例如,在校车使用、餐饮安全、学生体罚、校园欺凌等行动和事件中,都能够通过这个体系很好地实施监视,在处置进程中也能够施展非常主要的作用。如果仅仅说安保设施,往往被懂得为传统设施,针对性不强。 【编纂:叶攀】